本质上来说，屯田也是一种产业，屯田军户是完全可以依靠屯田而发家致富的，这在珠江三角洲沿海沿江的地区比较普遍。不过，如果把视野放开一点，就不见得都能如此。
屯政的败坏
《惠州定氛外史》，是一部以叶萼和杨起元为代表的惠州士大夫，记录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惠州山贼横行的状况，以及地方士民争取朝廷派兵大征的过程。《惠州定氛外史》里面有一篇名为《阳化屯军》，写道：
“阳化屯军，隶惠州卫业屯田；其军倔强难制，嘉靖四十年赖元爵、蓝一清起（这两位都是著名山贼）；屯军乘间四出袭乡都，匿名往还而令贼掩己，久之露贼形。”
明朝中后期，惠州全境受到山贼、海盗、倭寇的侵扰，但是发展出来的状况是官、民、盗不分的混乱——阳化屯军就是其中一例。
梁化屯（就是“阳化屯”）村的城隍古庙
惠州卫的屯田大多数分布在山区，阳化屯的位置在今天惠州梁化。屯军在社会混乱的环境下，借山贼之名袭击周边乡都，这也确实是奇葩的事情，但恐怕不是个例。现在深圳东北的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这一片，1958年以前属惠阳县，在明朝的时候，属归善县上下淮都。
惠州卫位于上下淮都的军屯总共有四个：黄泥屯、新村屯、蒋田屯和沙湖屯。这其中，新村屯大概位于今天龙岗，沙湖屯大概位于今天坪山，黄泥屯和蒋田屯大致的位置都在今天惠阳秋长距离坪地和坪山不远的地方。这一大片，虽然现在是以客家话为强势方言，但是仍然有个别村落保留已经式微的本地话（有称为蛇话的、有称为粘米话的，有称为惠州话的），原讲本地话的家族，有一部分很可能是源自明初的屯田军户。
万历《惠州府志·归善县图》中的上下淮都一带
《惠州定氛外史》有提及这一片地区当时不堪的地方生态，虽然并没有提到还有屯军像阳化屯军那样成贼。阳化屯军这样的行径，实际上是明朝中后期屯政败坏之后的一类极端的行径。
在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惠志略·屯田》，时任惠州府推官的杨载鸣写了一段论来总结当时屯政败坏的过程：
“余往为潮州，尝躬核屯田事，履其亩，弥望荒莽；索其故，时春耕而册轶脱，漫漶莫可究诘，盖为之太息焉；大率屯丁以口业召佃，利于坐收其入，抵粮而食其余；久之佃为主，丁为客，问之田所在，不能言，而指易欺占起矣；甚者贫丁取给朝夕，以方来年租减额，豫贷于佃，及期计息已盈，额无余入矣，粮安从出；又或已有其田，阳令主者讼之，乃请寄勘为民产，立异日左验；至于豪舍之占种，疆族之侵夺，且并军丁奴鬻之，何可胜数；故额日减，腴壤日瘠，岂其初然哉，求储粟克峙屯甲不困，难矣。”
《惠志略·屯田》
这一段所描述的情形，跟珠江三角洲的有所不同。珠江三角洲大量的屯田位于沙田区，可以向海要地，加之科举兴盛，大量的军户进入士绅望族的行列，屯田的所有权很可能被侵占，但是账面上屯田的数额未必会减少，屯丁也未必会困难。
但是惠州府的屯田情况就不像珠江三角洲那样，屯丁招人佃种屯田，结果被反客为主，久而久之，屯田被侵占，数额越来越少，好的土地也越来越少，荒地遍布。最终屯丁生计不敷，极端者大概就像阳化屯军那样沦落为贼。
凤岗黄洞的崇烈堂
现在的东莞凤岗镇，原本是南海卫的屯田聚集之地，可确定的南海卫军屯包括土离坑屯、上黄峒屯和下黄峒屯三个，定位在现在东莞官井头村（官井头村下面的西门和南门，指向的是原来的土离围）和黄洞村周边。
民国《东莞县志》地图上的官井头和黄洞一带
黄洞村村口有一座两间相连的祠庙建筑，右为三开间的“迴龙庵”，左为双开间的“遗爱祠”和“文帝庙”。这座祠庙里面总共保存了将近二十方碑刻，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清朝中后期的社会面貌。
黄洞村迴龙庵、遗爱祠、文帝庙
其中有三方碑刻，嵌在遗爱祠近门处的墙壁上，提到本地跟屯田相关的历史：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义建崇烈堂碑》、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遗爱堂崇祀碑》和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遗爱堂春祀碑》。
《义建崇烈堂碑》碑文这样写道：
“我土离、前黄、左黄三屯，原附南海卫军籍，自国朝定鼎之初，世路险陂，前民逃散，田庐半就荒矣；顺治九年，卫主萧君疏呈招耕，我辈先蒙霜露，披荆棘，筑居而畋厥田焉；越十年，人情翻覆，而卫主力与维持，又得屯长一十三人共相奔理，十一年而条议以定，版册留遗，昭昭若前日事也；今日者，里居数百家，烟火相连，禾麻互映，游太平之宇，耕盛世之田，莫非食烈前勋留贻之福也。”
义建崇烈堂碑
这里讲的是清初南海卫在现在凤岗范围内的三个军屯的屯田招垦事件。“土离、前黄、左黄三屯”，指的就是土离坑屯、上黄峒屯和下黄峒屯三个军屯；“卫主萧君”，指的是当时的南海卫守备萧利仁；“屯长一十三人”，无法得知具体所指，但从碑刻下文的捐款名单来看，应该是周边村落家族的先祖。
黄洞村榕树厦老围，原名左黄围
《遗爱堂崇祀碑》碑文所写的“国初落乡创始基业，萧公则勤理屯田，十三公则开创安居，功在朝廷，德垂后裔”和《遗爱堂春祀碑》碑文所写的“屯田抚治，肇业勤理，係萧公与十三公之开基也”，说的是同一事件。所不同的是，《义建崇烈堂碑》的捐款主体跟《遗爱堂崇祀碑》和《遗爱堂春祀碑》这两款碑的捐款主体有所不同。
《义建崇烈堂碑》的捐款主体都是个人，不过结合迴龙庵、遗爱祠和文帝庙里面其它碑刻，并且根据捐款人姓氏，不难推测出大部分都是现在凤岗的客家村落的先人。不过，《义建崇烈堂碑》的捐款人，却不止来自凤岗，还有一部分（例如姓冼、姓巫的）可能来自附近的观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三个军屯所属的屯田分布范围就不止凤岗，还有观澜的一部分。
《遗爱堂崇祀碑》
《遗爱堂春祀碑》
“崇烈堂”这个组织，大概是由清初响应招垦来耕种屯田的屯丁的后人组成的。但是，却又不能认为响应招垦的屯丁就一定是今天所说的客家人，例如姓冼的，很可能是来自现在观澜新田元岗，是讲本地粤方言的。
《遗爱堂崇祀碑》和《遗爱堂春祀碑》这两块碑的捐款主体，则出现了村落和墟市，这里面除了占大部分的凤岗客家村落，还出现了天堂围、漆木桥（现在叫秀木桥）和岗头岭（现在叫新兴）这三个讲本地粤方言的本地村落，还有位于现在清溪的中坑围（中坑围分为老中坑和新中坑，老中坑为本地村落，新中坑为客家村落，此处不知具体所指），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观澜的村落。
黄洞、漆木桥、岗头岭、天堂围的相对位置
因此，“遗爱堂”这个组织，虽然同样借用了清初的屯田招垦事件，但并不是完全继承“崇烈堂”的组织，而更加接近于一个地域性组织。当然，所谓“前民逃散”，也未必是绝对的事情，像天堂围、漆木桥、岗头岭、老中坑这些本地村落，可能就是由明朝遗存的屯军组成的村落（南海卫还有一个“钟坑屯”），因此会对跟屯田相关的组织有认同。
迴龙庵、遗爱祠和文帝庙里面的将近二十方碑刻，涉及了多个本地的社会组织，其中的组成有很大的重叠，但更为有趣的是不重叠的组成，是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历史的，但笔者未能详细解读。
李万荣之乱与屯田招垦
回到清初的屯田招垦事件，这是发生在迁海之前的招垦事件，而且这一片区域后来也不在沿海迁界范围内——这个事件本身已经打破了传统上非常固化的迁海复界后的大招垦导致粤东客家人进入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提法。
屯田招垦，明朝时广东就已经有，尤其是战乱平息之后，需要垦复荒地和安置流民，屯田招垦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恩平二十屯”。万历《肇庆府志·兵防二·屯田》记载：
“嘉靖初，平贼，立镇安屯；隆万间，恩阳会宁贼炽，兵备李材平之，复益置屯凡二十焉。”
万历《肇庆府志·兵防志·屯田》
券商股票配资这二十屯，不少都是原本的“贼巢”，立屯的原因，一目了然。至于招来耕种屯田的人，有“召赣州、龙南、安远贫民立屯耕守”，更多的，恐怕会是原本的“贼”。
另一个记载更为详细的例子，是东安县（就是现在云浮市的云城区和云安区）的“介石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东安县志·兵防志·编屯》记载：
“东安腴地有介石屯，旧系阳江所军人于此屯种；其地后枕大石山，山下有洞，一线磴路，直透巉岩高巅，抵接鸭斗、云浮、凌埇、富霖等山巢，乃剧贼盘据之区；及今荡平，屯军仍窝藏汰兵浪贼，避匿岩洞，凡三百余家，扬言彼系屯军，不服官司盘诘；万历十八年，知县郭濂始议详罗定道陈公文衡，转详两院，将介石屯军并寄住流民，尽数编入保甲；以后屯军听富霖所讥察，商民听本县管束，其应征屯粮，照旧赴阳江所输纳；于是事权归一，而地方乱萌始遏。”
康熙《东安县志·兵防志·编屯》
非常明确，介石屯的编屯，就是利用屯田编户来管理屯军以及原本属于“浪贼”的流民，从另一方面来说，万历罗旁大征之前，后来成为罗定州的这一片地方，就跟惠州一样存在官、民、盗不分的混乱。
参照恩平二十屯和介石屯，《义建崇烈堂碑》里面所写的“自国朝定鼎之初，世路险陂，前民逃散，田庐半就荒矣”，自然起源于战乱平息。
康熙《东莞县志·外志》记录了东莞历代的战乱。明清之际，东莞最主要的战乱来自于张家玉抗清和李万荣祸乱。张家玉抗清主要发生在莞城周边、东江沿岸和西部沿海。李万荣占据大鹏城，曾经流劫东莞新安两县的大片地方。
康熙《东莞县志·外志》
元股证券:ygzq.hk1978年，一位寓居香港新界的雁田人邓玉山，写了一本《雁田乡小故初集》，里面就记载了李万荣劫掠雁田的事情：
“明末之世，盗贼蜂起，其誓大者窃国，次则蹂躏乡村掳掠黎庶，李万荣（原文为‘盈’，莞宝方言中‘荣’和‘盈’同音）乃其中之一也，当时惠东宝一带均受其殃；雁田因有迺和公之富，匪党早已垂涎，是以不但全村遭劫财物不可胜计，奸淫掳掠惨不忍闻；迺和公之数子及君捷祖等数十皆罹于难，连尸骸亦无法寻觅，为雁田乡九世至十二世时代之空前浩劫也。”
雁田现在归属凤岗镇，李万荣曾经劫掠雁田，自然也不会放过周边。不过，邓玉山于1979年根据旧谱续成重刊的《雁田邓氏族谱》，对迺和公子孙遭受的劫难的记载却有所不同——族谱里面并没有提到李万荣，而说的是“康熙甲辰（康熙三年，1664年）山寇之乱”。
《雁田乡小故初集·雁田首富邓乃和及李万盈劫村》
李万荣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就已经被惠州总兵黄应杰征服招安了，康熙三年的山寇不会是李万荣，但也没有别的史料佐证康熙三年有什么山寇劫掠东莞，姑且认为李万荣之说更为可信。
但是不是李万荣就使得凤岗这一带“前民逃散，田庐半就荒矣”呢？民国《茶山乡志·事迹略》记载了李万荣从顺治四年（1647年）到顺治十年（1653年）之间四劫茶山，最终茶山也没有出现“前民逃散，田庐半就荒矣”。
民国《茶山乡志·清事略》
凤岗这一带出现这样的状况，以至于清初屯田荒废需要招垦，看起来有更久远的渊源和更深层的原因。如果往前追溯，《惠州定氛外史》里面提到惠州山贼横行的状况，实际上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及到了旁边的东莞县。不过，也并没有直接的记录表明南海卫的屯田因此而荒废。
崇祯《东莞县志·兵防志·屯田》记录的南海卫有实征屯粮的屯田面积，并不比制定的额度少，甚至在万历九年（1581年）和天启二年（1622年）清丈所得比原额还要多。
最后的“论”，概括性地总结了“然究其弊之渐成于天下，则亦一邑之积也，清势豪之包占以存屯，制顽悍之盗卖以存军，莞之防卫莫急于此，噫是亦是以概天下也已”，讲到的是跟当时东莞跟全国一样存在的“势豪之包占”和“顽悍之盗卖”之类的屯田之弊，可能是屯军逃散的原因之一，但这只是全国性的大背景，还缺乏地方性的直接诱因——暂时未能找到别的史料论述。
崇祯《东莞县志·兵防志·屯田》
而另一方面，天堂围、漆木桥、岗头岭、老中坑的村民，即便确实是明朝遗存的屯军，似乎也并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其它屯田所在地一样发展出足以主持地方事务的大宗族（唯一有一定规模的是漆木桥和岗头岭的王氏）。
新安招垦之由
新安县也有类似的情况。料壆冯氏的族谱《始平冯氏世代家谱传流》，里面的《余奉祖与父命照历代祖艰辛屡迁编序》也写到清初李万荣劫掠的事情：“于大清顺治初年，吾族被贼李万荣杀破军屯，残害家人亡骨肉，由甚为凄楚。”这里明确提到了“杀破军屯”。不过，紧接着没多久，沿海迁界就开始了。
《始平冯氏世代家谱传流·余奉祖与父命照历代祖艰辛屡迁编序》
康熙《新安县志·田赋志·屯田》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立界时，月冈屯和莆隔屯总共“迁剩熟田一十二顷七十四亩五分二厘二毫零三忽”，王母峒屯和盐田屯“全奉迁”。展界之后，屯田需要复垦，但新安县也出现了跟凤岗一带类似的状况，原本的屯军看起来是大量逃散，以至于需要招垦。
《新安客籍例案录》的《文童梁德恭呈请九门提督大人词》写道：“缘新安僻处海隅，康熙初土广人稀，奉文招垦军田；童等高曾祖，由江西、福建及惠、潮、嘉等处，洗产陆续来新，承招垦军田，或置民业。”
新界沙头角鹿颈村《陈氏族谱》收录的《新安客籍例案录》
跟凤岗一带的南海卫屯田招垦一样，新安的东莞所和大鹏所屯田招垦，招来的人主要是后来被称为客家的人士。无论是东莞还是新安，这批人的到来都引发了客籍考试权的问题，尽管表现不一样，但此乃后话。
嘉庆《新安县志·学制·客籍学额》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客家”与“客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甚至明清之际的文献显示“客家”并非从“客籍”而来，站在历史的角度是需要清晰区分这两者的，此处也不作展开。
从《新安客籍例案录》的《附录客籍各乡名册》来看，在新安县承垦军田的客籍人士，应该主要是耕种莆隔屯、盐田屯和王母峒屯的屯田，而月冈屯的屯田却依然由原本的屯军（已经发展成为深圳张氏、料壆冯氏之类有一定规模势力的家族）所持有。
《新安客籍例案录·附录客籍各乡名册》
东莞和新安，都出现了屯田需要招垦这样的状况，还是比较特殊的，无论李万荣劫掠还是沿海迁界，看起来都不是根本原因（可能只是催化剂），但暂时也无法给出更深层次的解释。
未完，待续（本章还剩约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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