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特案组虹桥路驻地复盘模板,以焦允俊为首的七名侦查员及内勤钟思捷齐聚会议室,全都围着那张开饭时兼做餐桌的墨绿色镶白边乒乓球台。
此刻,他们正在讨论上级前一天刚刚下达的,那个被焦允俊称为“没头无尾”的任务。
11月30日夜间,正准备休息的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和指导员郝真儒被一阵电话铃声唤起:
马处长召见,请即刻前往!
随后,焦允俊、郝真儒立即驱车直奔马处长的办公地点,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特案组的车辆也必须进行登记方可入内。
焦允俊照例在岗亭前停车,刚准备下车到门卫室登记后打电话联系,马处长的秘书小杨已经从大门里跑出来,冲岗亭里的战士做了个手势,战士随即放行。
马处长夤夜召见特案组焦允俊、郝真儒,确是有一项重要任务。
据华东公安部收集到的一条秘密情报(马处长未透露该情报来源)显示,近日发现有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与台湾美蒋特务机关联系,报称正在筹划组建一个成员达上百人之多的匪特武装组织,名谓“品字三方会”。
这个匪特团伙成立后,可在京沪杭区域内进行破坏活动,以配“蒋总统”利用“韩战大势”发动的“反攻大陆”计划。
此处所谓的“京”,指的是南京。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坚持沿袭旧时称谓,企图挂靠台湾特务机构的反革命分子与台湾方面联系时,使用了旧时南京的简称。
自称“X”的不明身份之徒向台湾特务机关之一“国防部二厅”提出挂靠请求,希望获得认可,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
根据目前形势及该情报来源分析,华东公安部高层认为:
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指数比较高,这个正在筹划组建的匪特组织的雏形,目前很有可能已经存在,其核心分子说不定已经完成初步策划,即将进入发展成员、筹建组织、制订破坏行动方案的阶段。
于是,马处长要求华东特案组对此进行调查。
返回虹桥路驻地后,焦允俊、郝真儒没有去宿舍休息,而是进了办公室,每人沏一杯浓茶,一边喝着,一边交换看法。
俩人个把小时聊了下来,似乎没找到一点感觉,焦允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道:
“太晚了,睡吧,明天上午再聊。”
郝真儒答:
“也好,干脆明天把全组同志都集中起来,群策群力。老焦你主意多,就多费点儿心。”

焦允俊听到郝真儒的赞扬很得意:
“老郝你平时难得夸我,兄弟真是受宠若惊啊!”
话没说完,忽见老郝脸上的神情趋向“公事公办”,一声哈哈,人已到了门外。
如此,就有了第二天上午九点特案组的这个会议。
焦允俊首先把情况简述一遍:
“这是马头儿亲自下达的任务,咱们今天先消化一下。怎样消化?不瞒诸位说,我昨晚琢磨了许久,仍然没有头绪。
这桩活儿听着好像有血有肉,说是若干个不法之徒企图趁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帝开打,台湾老蒋肯定不会消停,就琢磨着建立匪特组织,挂靠台湾‘国防部二厅’,伺机配合‘反攻大陆’,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区域搞破坏活动。
这些情况不用解释,大家都听得明白。可是,往下牵涉到咱们特案组的调查,那就是‘没头无尾’。
按照常规路数来说,起码那个‘X’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几个人,总得有点儿影儿吧?
诸如年龄、性别、外貌特征、职业、经历,等等,这方面的情况,或多或少也要有点儿靠谱的内容。
比如,一年前咱们寻访的那位情报专家‘北湖先生’,尽管也属于‘三无人员’,可毕竟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汪精卫当过私人顾问,顺着这条线,我们才找到了他的下落。
可是这次呢,竟然什么也没有,而且范围还不小——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三角地带,这让咱们怎么调查呢?”
说到这儿,焦允俊瞥了主持会议的郝真儒一眼,觉得这位仁兄的嘴角似乎动了动,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赶紧言归正传说道:
“不过复盘模板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这种疑难杂症,马头儿也不会想到咱特案组这帮弟兄,咱特案组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所以,眼前这块骨头对于咱们来说,没有好啃难啃之分,只有必须啃这一种选择。今天咱们这个会,目的就是是碰碰想法,大家畅所欲言,什么都可以说。”

说着,焦允俊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刚开封的香烟,扔在桌上说:
“小谭,你跟老郝换个座位,他老人家闻到烟味儿就咳嗽,让他坐窗口,一会儿太阳晒过来,还可以暖和一点儿。”
特案组一共七名侦查员,除了焦、郝两个领导,另五位是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谭弦。
能够成为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可想而知都是行业精英,用马处长的说法是,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无论哪一个下放到基层,其工作能力都能任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专案组长。
于是,一干侦查员你一言他一语,足足聊了个把小时,渐渐厘清了思路。
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与会者都对这条情报的来源进行过猜测,当然只能在心里猜,不能说出来,哪怕暗示也不成。
他们认为:
这条情报很有可能是我方在南京、上海解放前夕派赴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者提供的。
这里的“我方”,在当时的含义比较丰富,可以是中央社会部,也可以是华东局社会部(1950年改为华东公安部)或者其他行政大区的社会部,抑或军方情报部门。
按照行规,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者,都是根据自己所接受任务的类别收集情报的,军方的收集军事情报,社会部的收集敌特情报,如无上线领导的指令,即便遇到很有价值但非自己分工范围内的情报,也不会越界伸手。
否则就是违纪,这跟战争年代某支小分队奉命去敌占区接应一位身负重要使命的交通员,途中即使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轻而易举捉拿敌方的最高指挥官,也不能下手是一个道理。
当时,侦查员对该情报来源的猜测一致:
华东公安部高层事先已经对这份情报进行过详尽剖析,因此马处长昨晚召见特案组焦、郝二领导时,使用了“匪特”这个词汇。
所谓“匪特”,乃是七十余年前我方相关部门内部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自创词汇,其意思并非“土匪和特务”,是指他们原是土匪,在解放前后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搭上关系,接受领导,并由其提供武器弹药、活动器材和经费。
匪特的所有行动为特务组织的目的服务,其中部分悍匪还被授予军衔,其政治身份也由土匪摇身一变成为特务。
首先,那个“X”要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片偌大的区域内联络同伙,组建“品字三方会”,嘴上说说简单,真要付诸实施,那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以及工作量显然不可小觑。
所以,这个“X”应是数名骨干分子的组合,也是这个“品字三方会”的核心领导层,其身份应是曾经活跃在长三角区域的土匪或江匪、湖匪,而且不会是一般的小头目,至少是匪伙中的重要成员,甚至是老大老二之类的角色;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解放江南的战斗中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特务,以及逃亡的恶霸地主、“还乡团”骨干之类。

至于“X”计划召集的上百名团伙成员,成分应该更为复杂,除了上述兵、匪、特的组合,可能还包括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其次,“X”将采取何种方式组建“品字三方会”。
特案组侦查员“设身处地”对此进行推测,如今江南地区已经解放一年多了,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远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
退一步说,即使是在解放前,“X”想在上海、杭州、南京这么大的范围内联络同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轻松搞定。
更何况,如今广大人民群众都已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群防群治,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防范意识不是一般的强。
由此可以判断,“X”虽己开始组建团伙,但是距离完成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具体联络方式上来说,“X”首先要前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与以往熟识的狐朋狗党取得联系,达成共识,将发展成员的任务下达给对方,由对方负责在其所在区域发展成员。
这种活儿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X”要发展的匪特团伙成员不是上百,而不过是数十,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完成的。
通常说来,哪怕是从事正当活动,要拜访的对象都是守法良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都有扑空的可能,有时甚至会连续扑空,何况要拜访的对象还不是一个两个。
若是进行“X”那样的“大事业”,难度更大,别的暂且不说,其拜访的那些对象中,少不得有一些在解放后迫于新政权的压力,前往公安机关作了登记。
当然,他们不一定会交代罪行,随后这部分人就会被列为内控对象,“X”之流若是贸然登门,说不定要被群众举报。
如此这般议下来,众侦查员形成了一个共识:
“X”一伙为了达到目的,其“核心”成员最近肯定会频频出动,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前往外埠旅行。
若是关注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就有可能发现线索。
股票在线官方配资毕竟,上述长三角区域内的泸上、苏南、浙东各地,对于流动人员是非常注意的,公安局、派所经常接到群众报告称发现特务,连小学生也学会了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跟踪。
说不定,“X”一伙的某个倒霉鬼正好摊上厄运,已有成员被某地公安机关扣留审查、遣返原籍什么的,那对于特案组来说,就可以作为一个调查方向。
由此引申开去,大伙儿又聊到了邮检、派出所临时户口申报、辖区居民外出旅行以及在押人犯最近的动态等有助于获得相关线索的渠道。
正议到这儿,负责会议记录的内勤钟思捷忽然举手。焦允俊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即用正在纸上划拉什么的铅笔冲姑娘一指:
“小钟,你有话要说?”
有着地下团员身份的钟思捷站起来,她显得有点儿紧张,犹犹豫豫、细声细气地说:
“报告组长,我这儿有个情况,不知道是否可以反映一下?”
焦允俊看了郝真儒一眼说道:
“这个我作不了决定,得向会议主持人老郝同志请示。”
钟思捷的目光随即转向郝真儒:
“报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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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郝真儒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到近乎刻板的人,钟思捷的这个请求,令他感到非常意外。
当初,成立华东特案组时,侦查员一共有七人,后来上级认为侦查员又要办案又要兼顾日常事务,难免手忙脚乱,就给特案组配备了两个内勤。
钟思捷负责会议记录、案卷整理和证据的保管,蒋瑛则负责财务及组内的一应杂务。
如需外埠出差或临时转移驻地,还配备电台和专职报务员,特案组的人员越来越多,内部管理自然要跟上。
焦允俊和郝真儒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份内部文件,名曰《华东特案组内部工作条例》,其中对各人的职责分工、行使职权范围、保密要求、工作和生活纪律等都有明确规定。
《条例》草案报送上级审阅,受到了马处长的表扬,说特案组这样做,就是正规军的做派了。
可是,眼下问题来了,根据《条例》规定,身兼材料、记录两项职能的钟姑娘,虽然可以与侦查员一起参加会议,而且事后还可以接触到所有成文的机密,但她却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此刻,当她表示有话要说的时候,按规定老郝就应该予以拒绝,当然,这种拒绝可以委婉一些,比如:
“小钟同志,有话可以留到会后说”。
老郝的刻板,焦允俊早就领教过,也料到老郝会如何回答,但他却觉得有些不妥,小钟此举,应该跟大伙儿正在讨论的情况有关。
眼下不说,难道回头再把人召集起来研究?
这《条例》是咱们自己订的,总不见得自己弄个条例出来跟自个儿过不去吧?
正这么想着,不料小钟姑娘开腔说的却是:
“报告指导员,我想稍稍离开一下可以吗?”
这个当然可以。老郝一点头,钟思捷转身就往外走,特案组长心说这姑娘机灵,刚要起身跟着后面出去,郝真儒却出声制止:
“小钟,等一下。”
他的目光又转向两个支委焦允俊、支富德:
“你们看这事......”
焦允俊寻思,看来这老郝也不是木头,关键时刻,还是可以变通的。他马上表态:
“破例准许小钟发言。当然,也可以宣布休会,那她说的话就不是在案情分析会上的发言了。”
支富德表示赞同。郝真儒随即点头:
“那就暂时休会吧。”
钟思捷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一早,她起床后,因为她不是侦查员,不必参加焦允俊他们的晨练,就把华东公安部专职机要员一大早送来的那包邮件打开,分门别类作了处理。
根据职能分工,她有权查阅其中几份机密邮件,并须在午前把邮件简况向焦允俊汇报。
由于蒋瑛临时有事叫她过去相帮,今天她只拆阅了那份每天都必须首先开拆的《敌情通报》。
《敌情通报》由华东区上海、南京、浙江、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山东、江西这几个省级行政区公安机关报送,其时上海、南京两市直属中央管辖,原江苏省、安徽省则分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个省级行政区。
她把文首的“简况摘要”浏览了一遍。凭着过硬的记忆力,小钟就可以把内容梗概向领导进行汇报。
刚才在会上,她负责记录侦查员的发言,听到决定采取的诸条调查措施时,马上联想到《敌情通报》中提及的一个情况。
前天,松江县政府因市政工程需要,临时向县看守所(同时也是松江专署公安处看守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前往本地醉白池公园劳动。
其间,发生人犯袭警脱逃事件,在现场执行公务的一名看守民警和一名民兵遇袭不不幸牺牲,案犯脱逃,现正在布控追捕中。

这名案犯名叫曾涉川,系太湖惯匪,三天前在乘坐沪杭段列车时(后查明其所持车票是从上海到杭州),与旅客发生争执,曾涉川将对方打伤,被闻讯赶到的乘警扣留。
车至松江站停车上下客时,曾涉川及随行旅伴史某一起被移交松江警方。
按照惯例,在未曾确认被扣押者的身份时,车站派出所暂不处置,但派出所无羁押场所,故寄押地方看守所。
当时,曾涉川并未暴露其惯匪身份,且有嵊泗县的居民身份证明,其殴斗后果不算严重,并不属于必须羁押的对象,因是铁路公安临时寄押,地方上无权处置,看守所于是按照规定收押。
11月29日,松江县政府跟公安方面联系,临时征用二十名在押人犯作为整治园林的劳动力使用,获准后,电话打到看守所。
曾涉川与一同被收押的史某被视为“轻罪人犯”,且身强力壮,就被开出去参加劳动了。没想到,发生了这么一宗重大刑案。
众人听钟思捷如此这般一说,都认为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郝真儒随即宣布继续开会。
焦允俊似是自言自语地轻声嘟囔:
“那个姓曾的主儿,身手还挺利索的,竟然杀了两个!曾涉川......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在座哪位听说过吗?”
上海刚解放时,名牌大学出身的谭弦曾参加过地下党组织收集旧上海社情的工作,负责整理了部分内部资料,其经手的内容,不敢说过目不忘,但印象依旧深刻。
焦允俊话音甫落,小伙子立马作出了回应:
“我估计,此人就是一度在江南黑道小有名气的‘大曾’。”
资料记载,曾涉川,民国三年出生于江苏吴县,读过私塾,喜好练武,生性凶残,十八岁上因抢劫作案时出了人命,受到官府通缉,遂入太湖匪伙。
后来,他与人合伙起香堂,名曰“品字堂”。抗战时,加入日伪政权的“清乡团”,同时仍从事“品字堂”匪伙的犯罪活动。
抗战胜利后,“品字堂”因沦陷时期听命于日伪“附逆危害国家”,被国民党军队清剿,曾涉川下落不明。
由于“品字堂”规模不大,也未曾作过什么震惊朝野的大案,加上被定性为“汉奸团伙”,为黑白两道所不齿,“品字堂”就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众侦查员听谭弦这么一说,认为有必要对松江这起案件予以关注。大伙儿怀疑:
曾涉川可能是华东公安部那条情报中提及的“X”之一。
抗战胜利后,曾涉川畏罪潜逃,估计是藏匿在上海市区或近郊,己经洗白了身份。此次,他从上海北站搭乘赴杭州的火车,很有可能是去跟杭州同道会面,联络以前的黑道朋友,为组建“品字三方会”而奔走。
其过去的团伙名曰“品字堂”更是众位侦查员怀疑的理由之一。
有侦查员提出疑问,既然这个曾涉川已经改名换姓、洗白身份(被羁押于看守所时,所方并不知其系惯匪,否则就不会把他开出去参加劳动了),可是,在《敌情通报》中,却提及其本名“曾涉川”,这是怎么回事呢?
谭弦随即向松江方面打电话进行了解,得知这个袭警杀人脱逃的人犯人所时,铁路公安开出的单子上名叫“褚飞帆”。
不过,事后有个在押人犯检举,该犯其实是通缉逃犯曾涉川,所以上报的材料中就写了他的真名。
焦允俊说:
“既然眼下没有关于‘X’的其他线索,那就先调查这个曾涉川吧。下午我和老沙、小谭去松江走一趟,具体了解一下相关情。
不是说还有一个姓史的同伴吗?《敌情通报》里没说姓史的也一起逃跑,那就是还关押,也许他能提供些什么线索,老郝你看如何?”
郝真儒想了想说道:
跑一趟松江是必须的,不过,你是组长,应该留在驻地掌握综合情况,随时协调,还是我和老沙、小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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